谈读书

文/赵方涛

我不是什么文化名人，今天也想冒充斯文谈谈读书。既然“读书”不是文化名人的特权，那么“谈读书”自然也就不是文化名人的特权。所以，我也就老实不客气地谈谈自己那点敝帚自珍的经验。

读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如果说不是一件苦事的话，至少也不是一件乐事。不过，书除了可以读，有时竟也有别的功效。在成都读大学时，我从学校后门的旧书摊上淘了好多书。寝室里简直到处都是书。我有一位舍友，每次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的时候，就向我要一本书来读，说是有助于睡眠。果然，看不到两三页，他就酣然入睡了。其实，我每次给他的都是同一本书。可是，他似乎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现。

我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偏僻农村。从一年级到三年级，我在村里的小学校念书；从四年级到五年级，我又转到邻村的一所大点的学校念书。我说“念书”而不说“读书”，是因为我们整日里念的，只有教科书。至于课外书，只是稀有品。我记得，小学校的三年里，我只见过摆放在教室炉台上的几本《当代小学生》，而且老是那么几本，似乎从来没有更新过。在邻村的两年里，我不记得自己读过任何课外书。

我至今记得，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前夕，学校放了三天假。就在这三天里，我从叔祖处借到李存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并一口气读完。叔祖父是一名退休教师，家里有少许藏书。他可说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。《高山下的花环》是我小学五年里读过的唯一一本正儿八经的课外书。

初中在镇上，比乡村里的小学校阔气多了。有许多老师，也有许多同学，听说还有图书馆。然而，这个不知躲在哪个角落里的图书馆对我四年的初中生活来说，似乎根本不存在。语文课代表曾经自发组织了一次借书活动。我当时借了鲁迅先生的小说集《呐喊》。可是，班主任知道后，立马赶到教室里，勒令还沉浸在借书喜悦中的同学们立刻将书退回去。自然，我也不例外。班主任的理由是怕读课外书耽误了学习。为此，我还气鼓鼓地生了好几天气。现在，看来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。直到今天，说老实话，《呐喊》这本集子里的好多篇章，我还是读不懂，虽然我非常喜欢鲁迅先生那篇《呐喊•自序》。

到了初中的最后一年——初四，我遇到了一位真正的语文老师——张敏老师。在他一再坚持下，图书借阅又重新恢复了。距离上一次借书，已经时隔三年了！再次拿起图书馆的书，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。然而，好事多磨，下学期刚开始，学校就以读课外书耽误中考复习为由，将图书借阅活动再次取缔了。

虽然张老师只教过我一年，但是我从那里受到很多益处。很多作家的名字、很多作品的名字，我都是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。现在，唯一记得的是钱钟书先生的《围城》。回想起来，初中的生活也不免有恍如隔世之感。曾经教过我的那些优秀的老师们也都风流云散。张敏老师先是在小学教了一年书，后来便调回到家乡的乡镇；教数学的李玉良老师先是去了教委，后来又去了第二小学；教化学的李春霞老师也调回到家乡的乡镇；教物理的蔡庆飞老师则被借调到乡政府去工作。

一直到初中毕业，我还是在“念书”。我所有的知识还都是来自课本和老师，有对的，也有错的。我的“读书生涯”是从高中开始的，是在另一个真正的语文老师——崔海鸿老师——的启蒙下开始的。崔老师上的语文课非常精彩。几乎每一节语文课，我都听得津津有味。然而，我却几乎记不得任何一节语文课的细节。倒是有个叫“课前十分钟”的节目，让我一直记忆犹新。每节语文课的开始十分钟，都有一位同学给同学们推荐一本自己读过的好书。有一天，一位叫张衡的同学给我们推荐钱钟书先生的《围城》。这是我第二次听到《围城》的名字了。记得那是一次作文课，连着两堂都是崔老师的课。本来十分钟的节目，张衡竟然滔滔不绝地讲了满满两节课。张衡的激情推荐让我对这部小说充满了兴趣，同时也唤起了我脑海深处储存的张敏老师曾经对它的赞扬。那天下午放学后，我迫不及待地跑出学校，闯进学校附近的一家名叫“理想书店”的书店，立刻买下一部单行本的《围城》。

我的“读书生涯”就这样开始了。我觉得钱先生的《围城》写得好，就找来他的散文来读。《围城》的“附录”里有杨绛先生写的《记钱钟书与<围城>》。于是，我又认识了杨绛先生。紧接着，我又买来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《洗澡》与《杨绛散文》。从她的散文《记傅雷》里，我又认识了傅雷先生。从傅雷那里，我又认识了巴尔扎克、罗曼•罗兰、伏尔泰、梅里美……就这样，我只要读到一个人的一部好书，就立马找他的其他的作品来读。如果他在书中提到了某本书，我也会立马找来读。如果我觉得这本书好，也会找到这本书的“兄弟姐妹”来读。其实，语文课本也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。读到一篇好的课文，就可以顺藤摸瓜，找到一大堆好文章。然而，教科书会对右派文人的作品有意或无意地忽略。这是需要特别留意，或者说需要特别小心的，千万不要被蒙蔽。从此，我的读书范围越来越广，而且所读书的质量也有保证。

我一直认为，读书是纯粹的个人行为。谁也无法让一群人都对读书产生兴趣，除非你把一个个对读书有情趣的人集合拢来，组成一个群体。喜欢阅读只是极小极小众的事。可能成千上万人中，未必有一人喜欢阅读。就是那些平日里看似喜欢阅读的人，也未必是真正喜欢阅读。所以，那些阅读中酸甜苦辣的心路历程“只可为知者道，不可为不知者言”。一日，偶尔翻阅周作人的散文，看到一篇《读书的经验》。没想到，他的读书经验竟与我的相似，真有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感觉。当时久久不能忘怀，现在索性把它抄下来。周作人自称“文抄公”，如今我又抄他的文章，也真有点滑稽，仿佛贼家里又着了贼似的。闲话少说，抄文如下：

买到一册新刻的《汴宋竹枝词》，李于演著，卷头有蒋湘南的一篇李李村墓志铭，写得诙诡而又朴实，读了很是喜欢，查《七经楼文钞》里却是没有。我看着这篇文章，想起自己读书的经验，深感到这件事之不容易，摸着门固难，而指点向人亦几乎无用。在书房里我念过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唐诗三百首》与《古文析义》，只算是学了识字，后来看书乃是从闲书学来，《西游记》与《水浒传》，《聊斋志异》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可以说是两大类。

至于文章的好坏，思想的是非，知道一点别择，那还在其后，也不知道怎样的能够得门径，恐怕其实有些是偶然碰着的吧。即如蒋子潇，我在看见《游艺录》以前，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，父师的教训向来只说周程张朱，便是我爱杂览，不但道咸后的文章，即使今人著作里，也不曾告诉我蒋子潇的名字，我之因《游艺录》而爱好他，再去找《七经楼文》与《春晖阁诗》来读，想起来真是偶然。可是不料偶然又偶然，我在中国文人中又找出俞理初，袁中郎，李卓吾来，大抵是同样的机缘，虽然今人推重李卓老者不是没有，但是我所取者却非是破坏而在其建设，其可贵处是合理有情，奇辟横肆都只是外貌而已。我从这些人里取出来的也就是这一些些，正如有取于佛菩萨与禹稷之传说，以及保守此传说精神之释子与儒家。这话有点说得远了，总之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集合拢来，所谓粒粒皆辛苦的，在自己看来觉得很可珍惜，同时却又深知道对于别人无甚好处，而仍不免常要饶舌，岂真敝帚自珍，殆是旧性难改乎。

若是别的读书人读到这篇《读书的经验》，也应该会有同样的感受吧。其实，读书人的经验大概都相同。只不过得自己读书，自己体味出来才行。否则，任凭别人说得天花乱坠，自己总是隔着一层。